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组织韧性是组织在面临逆境时表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在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面临的全球政治风险激增,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为例,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逆境事件下,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高度依赖于风险萌芽阶段的识别能力;组织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能促进企业在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后选择激活韧性;增加灵活性是韧性激活的首选方向,增加冗余是高风险环境下的韧性激活策略;在他国政府发起的政治打击下,企业各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本文将他国的逆全球化举动纳入可能造成组织业务中断的逆境事件,构建了中国高科技企业抵御全球政治风险的理论模型,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特殊时期保持组织韧性提供了新的见解和启示。

五、 案例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全球政治风险逐渐升级的过程中,华为的韧性反应表现出不断演化的特征(见表5),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表 5 华为应对全球政治风险的组织韧性演化过程

第一,随着政治打击的临近,风险识别模式从主动识别向被动识别转变,识别难度逐渐下降。思科事件触发了华为最初的韧性反应,但该事件是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并无政治力量介入。而在这之前,美国政府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限制华为的意图。要从一件纯商业的不利事件中察觉出超越事件本身特征的政治风险,难度极大,华为是在没有发生政治打击的直接触发事件时,对全球政治风险做出的提前预判,我们称之为主动识别。在之后的两个阶段,美国政府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意图,华为对这种意图的走向进行判断,属于对全球政治风险的被动识别,其难度明显降低。那么,为什么华为能在2003年主动识别全球政治风险?已有研究发现,主动构建风险文化的组织具有更强的识别风险的能力(Adobor,2018),本研究进一步认为,领导者在全球政治风险的早期识别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政治风险是政治圈复杂博弈的结果,很难提前察觉(Davarzani等,2015),2003年又正值经济全球化盛行,华为能在此时做出全球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预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人对未来的思考。受其成长经历的影响,任正非具有在中国企业家中极其少见的忧患意识(吴晓波,2017),在华为高歌猛进并获得外界众多赞誉的2000年底,任正非却号召华为展开对危机的广泛讨论,那种“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的危机感使其对风险极其敏感。这也印证了现有研究的发现:深谋远虑的企业家通过思考未来预测风险(Välikangas和Romme,2012)。

第二,准确识别全球政治风险是激活韧性的前提,而韧性基础和组织风险文化与意识是韧性激活依赖的条件。早在美国打击正式降临以前十五年,华为就对可能遭遇的全球政治风险做出了准确判断,并因此开启了韧性反应过程。现有研究指出,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并非一定意味着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Davarzani等,2015),组织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才能对未来的环境事件做出有效反应(Harms等,2009)。那么,华为是否因为具备了必要的能力,所以成功激活了韧性?研究发现,在全球政治风险的萌芽阶段,华为的韧性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并不足以独立支撑韧性激活,尤其表现在研发活动方面。将研发导向调整为控制导向,意味着需要在技术壁垒高的环节实现突破,这对于华为的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领导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组织风险文化,促使华为在资源和能力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决定对全球政治风险做出提前应对。韧性激活后的战略调整改善了华为的韧性基础,技术能力明显上升,财务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在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后,扎实的韧性基础成为支撑韧性激活的重要条件,企业依据韧性激活的方向,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进一步巩固了韧性基础。在风险全面降临后,雄厚的韧性基础固然是华为激活韧性的重要原因,而前两次激活韧性的经历和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让激活韧性成为华为面对风险的惯常反应。

第三,韧性激活朝向获取韧性的关键禀赋,且激活方向持续演变。华为的韧性激活可以归纳为两个具体方向:增加灵活性和冗余。在风险萌芽阶段,华为沿着增加组织灵活性的方向激活韧性,包括调整研发活动导向和强调合规建设。其中,研发项目选择从成本导向转为控制导向,合规管理强调内部合规。在风险明朗化阶段,研发活动导向除了继续强调控制核心环节,也开始关注经济上无利可图,但在极端情况下能维持业务连续性的项目;合规管理范围扩大,从关注内部合规建设转为关注主导网络的合规建设。同时,开始对全球市场布局进行调整,放弃了对美国运营商市场的执着追求。在这一阶段,增加冗余成为韧性激活的另一方向,华为着手与更多的供应商建立联系,以避免单一地区供应风险。在风险全面爆发阶段,韧性激活全面转向保生存。在增加灵活性的方向上,研发战略强调生存导向,市场布局强调风险导向,合规建设强调所主导的网络在所有业务领域的全面合规。在增加冗余的方向上,不但更重视对国内供应商的培育,而且开始大幅增加核心元器件的库存。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随着全球政治风险的发展,组织韧性激活的方向持续演变。另外,正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灵活性和冗余是组织韧性的关键禀赋(Williams等,2017),不管在全球政治风险的哪个阶段,韧性激活作为韧性反应的初始环节(Burnard等,2018),获取韧性的关键禀赋都是其明确方向。

第四,华为沿着韧性激活的方向进行战略调整,且随着风险等级的上升,战略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华为从风险萌芽阶段便激活了合规管理韧性,战略调整从建立组织内部合规制度开始,在实现了内部规范后,将供应商纳入合规管理体系,以实现主导网络的整体合规。全球政治风险全面爆发后,设立首席合规官,从组织结构上明确合规管理的战略地位。风险萌芽阶段还同时激活了研发活动韧性,华为由此开始了持续的研发战略调整,从2004年瞄准核心环节进行研发,之后这一战略从未动摇,而且在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后,便不再满足于储备关键技术以备不时之需,开始为自研核心元器件的商业化提供机会。在该策略的支撑下,海思的移动芯片技术能力快速提高,成为华为手机不断超越消费者期望的重要保障。在全球政治风险全面降临后,华为加快了自研核心元器件商业化的步伐,在短时间内四条业务主线都发布了自研的核心芯片。在这一过程中,华为的研发投入迅猛增长,为突破核心环节的技术壁垒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研发战略调整需要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构成了高科技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主要区别。市场韧性和供应链韧性激活始于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对应的战略调整意在降低对美国市场和美国供应商的依赖。在全球政治风险全面爆发后,市场和供应链进一步向国内收缩。考虑到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一战略调整有利于降低美国联合其盟友实施共同打击可能对华为造成的伤害。

第五,全面的战略调整使华为各个子系统的韧性同步增强,共同构成了组织的整体韧性。由于政府制裁需要理由(Ellis,2020),华为高水平的合规建设迫使美国政府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延缓了打击的实施,为研发、市场和供应链战略的调整争取了时间。在2018年8月特朗普宣布对华为实施市场禁入打击时,美国市场对华为全球销售收入的贡献不到1%,市场禁入的影响有限,这提高了全球政治打击下的市场韧性,为华为应对逆境提供了充足的财务资源。当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时,华为供应链中美国供应商的比例已下降到19%,中国供应商的比例上升到21%,而且在对美国依赖程度大的元器件上准备了1年以上的库存。供应链战略调整的结果增强了华为供应链的韧性,使其能修复一定程度的供应中断,为寻找和培育替代供应商争取了时间。而在服务器芯片等技术壁垒极高且被美国企业完全垄断的环节,华为通过激活内部韧性,调整研发战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突破,在四大业务板块上完成了自研核心芯片的商业化,如鲲鹏芯片成功让华为的企业业务摆脱了对英特尔X86的依赖,在断供打击时对供应链韧性形成重要补充。

根据华为应对全球政治风险的历程,本文推导出全球政治风险下中国高科技企业韧性反应的过程模型(见图3)。

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图 3 全球政治风险下中国高科技企业韧性反应的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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