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组织韧性是组织在面临逆境时表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在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面临的全球政治风险激增,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为例,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逆境事件下,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高度依赖于风险萌芽阶段的识别能力;组织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能促进企业在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后选择激活韧性;增加灵活性是韧性激活的首选方向,增加冗余是高风险环境下的韧性激活策略;在他国政府发起的政治打击下,企业各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本文将他国的逆全球化举动纳入可能造成组织业务中断的逆境事件,构建了中国高科技企业抵御全球政治风险的理论模型,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特殊时期保持组织韧性提供了新的见解和启示。

原文引用:宋耘, 王婕, 陈浩泽.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43(05):3-19.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一、 引 言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题,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建立起制造与贸易的一体化网络(Laplume等,2016)。与此同时,全球布局也放大了意外事件产生的不良后果,组织绩效更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Flynn等,2016),风险管理因此成为国际商务文献中备受关注的主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显现出逆全球化的迹象,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显著上升(王小梅等,2014)。现有的逆全球化文献的讨论重点是不同形式的贸易壁垒对某一行业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国际贸易施加干预的作用对象是行业整体,企业仍然可以在严苛条件下开展相对公平的竞争。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使我们意识到,需要重新审视政治因素对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影响。

2018年爆发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以及美国政府陆续将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商汤科技等92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做法,充分揭示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打击对象出现了从行业整体向企业个体转移的趋势,在全球布局供应链和市场、居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暴露在巨大的政治风险中。

现有研究注意到,当面临逆境事件的威胁时,一些组织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这种组织固有的特性被称为组织韧性(Vogus和Sutcliffe,2007)。虽然关于组织韧性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Staw等(1981)和Meyer(1982)的两篇开创性论文,但随着近年来组织遭遇的外部威胁增多,如何让组织更具韧性成为管理实践中的重要话题,组织韧性概念也因此在理论上焕发出新的活力(Williams和Shepherd,2016)。

Martin-Breen和Anderies(2011)曾经指出,韧性研究离不开具体的情境,研究人员需要回答“对什么的韧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韧性概念和组织决策的有效性。李平和竺家哲(2021)进一步认为,逆境事件是组织韧性的前因,重度逆境事件将对组织造成严重威胁。在组织层面,现有韧性研究关注的重度逆境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工业事故、经济危机和恐怖袭击,他国政府发起的制裁对组织运行的影响没有得到讨论。由于政治打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其他重度逆境事件的性质形成明显区别,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理解组织韧性的反应和表现具有重要价值。另外,目前关于组织韧性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情境,中国情境下的组织韧性构建机制和过程亟待探索(李平和竺家哲,2021)。基于此,本文选取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试图回答:(1)哪些因素决定了华为在猛烈的政治打击下表现出高组织韧性?(2)随着全球政治风险的发展,华为的韧性反应是如何演化的?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提炼出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反应过程的研究框架,并提出韧性基础的概念,将其与韧性激活引入框架中,以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为例,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在逆全球化情境下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早期的识别能力对于其组织韧性反应的重要影响,而组织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是组织韧性激活的关键前提。同时发现,增加灵活性和冗余分别是对应不同风险阶段和风险级别的韧性激活策略,经过韧性激活和战略调整后的各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组织韧性领域和国家制裁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 文献研究与理论基础

(一)全球政治风险与国家制裁

政治学领域的文献关注国家遭遇的全球政治风险,对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发起的政治和经济制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制裁是由不同政策目标驱动的复杂过程(Doornich和Raspotnik,2020)。这些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关注制裁动机(Giumelli等,2020)、制裁手段(Jin,2020)、制裁效果(Christie,2016)以及制裁产生的伦理问题(Ellis,2020)。该领域的文献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角,缺少对非国家主体尤其是企业的关注(Peksen,2019)。

企业全球化经营领域的研究则很少关注政治风险,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文献中存在一个普遍看法,即国家的制度中心地位与全球化不相容(佟家栋等,2017)。大多数全球化文献都刻意去除国家的中心地位,将政府视为消极的行为者,仅执行剩余职能,即为跨国企业全球治理的不同节点提供法律和政治支撑(刘仕国和吴海英,2013)。企业跨国合作网络的竞争力被认为主要取决于企业间动态治理的有效性,受政府权力的影响甚微(Gereffi,2014)。

个别研究注意到政治破坏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供应链更容易受到政治破坏的攻击(Asif等,2019)。Williams等(2012)将政治破坏定义为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受到政治体系正常运行之外因素的挑战,由政治驱动的破坏事件可能对企业供应链的绩效产生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影响(李瑜敏等,2019)。但这些研究所关注的政治破坏的具体形式是骚乱、街头示威、军事政变、恐怖主义等,而非针对他国企业进行制裁的政府行为。

近年来,发达国家表现出对占据产业链主导地位的他国企业实施打击的强烈动机,由此造成的交易限制和财务处罚等是许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亟需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本研究把全球政治风险定义为不受企业控制的、能够影响贸易路径、贸易伙伴、知识和资金获取的政治因素,主要表现为特定国家出于政治意图,动用国家力量对他国企业实施制裁,通过定向打击挤压他国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组织韧性及其构成

组织韧性通常被认为是组织在逆境时表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被用来描述那些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时,能够比其他组织更快做出反应、更快恢复或在胁迫下以更不寻常方式来发展业务的组织固有特征(Vogus和Sutcliffe,2007)。研究者用组织韧性来解释组织如何在压力和障碍下持续取得积极成果,包括在逆境中吸收压力并保持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和从意外事件中恢复的能力(Weick和Sutcliffe,2007)。

由于组织韧性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组织韧性的研究也存在多种视角,包括组织对外部威胁的反应、组织可靠性、商业模式的适应性、韧性供应链设计等(Linnenluecke,2017),组织韧性的定义尚未统一(Williams等,2017)。Hillmann和Guenther(2020)为了明确组织韧性的概念,对现有文献中的71个定义进行了统计,发现稳健性是组织韧性最基本的内涵,即组织承受破坏性事件的影响,修复一定程度的业务中断,保持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尤其是组织在逆境中保持绩效的能力。本文借鉴Hillmann和Guenther(2020)的研究,将组织韧性定义为组织利用其能力禀赋与环境互动,通过调动资源来维持系统的运行并从逆境中迅速恢复的能力。

组织各个子系统的韧性共同构成了组织的整体韧性,其中,供应链韧性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者认为,在对供应链的破坏发生后,组织恢复正常绩效水平的能力和速度存在差异。组织需要在发生意外事件时保持供应链的适应能力,即对破坏做出反应,通过对供应链结构的控制,将运作的连续性保持在期望水平(孔繁辉和李健,2018)。Jüttner和Maklan(2011)从全球金融危机中供应链中断的案例证据中总结出四种韧性能力:灵活性、反应速度、获取即时信息、与供应链成员合作,认为这些能力可以避免或减少逆境事件对收入、成本和交货期的影响。在工业事故中,研究者关注企业的内部韧性,讨论复杂的组织内部流程的可靠性(Van Den Eede等,2006),以及如何通过学习来降低小事故持续出现并累积为重大事故的可能性(Sitkin,1992)。还有个别研究者注意到市场韧性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如朱新球(2019)认为韧性是对资源和产品市场进行战略部署的结果,当主导企业的战略部署能力提高时,市场韧性随之提高,组织韧性增加。

(三)组织韧性管理的过程

组织韧性管理始于有效识别和解释威胁。这是针对逆境事件做出主动反应的基础(Dubey等,2021)。组织需要监测危机的早期信号,拒绝简化解释(路江涌和相佩蓉,2020),以不断预测威胁到组织核心的变化,并在遭到严重破坏之前采取行动(Hamel和Valikangas,2003)。

Powley等(2009)提出了韧性激活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当组织意识到威胁、挑战或意外的紧急情况时,韧性产生的机制。激活是组织在吸收内外部系统信号后,调动其积累的资源和能力的初始阶段。现有研究指出了缓解外部冲击的两种设计原则:保持冗余和灵活性(Roni等,2016)。冗余表现为模块化设计、增加库存、供应商多样化等;灵活性则表现为重构业务关系的能力,或生产能力适应需求端和供应端条件变化的敏捷性(Srinivasan和Swink,2018)。两种设计原则实际上提供了激活韧性的两个不同方向。

企业针对逆境会做出怎样的战略调整是组织韧性文献中的重要主题(Ivanov等,2017)。组织的韧性反应从时间上可分为事前主动反应和事后被动反应(Dubey等,2021),具体举措包括调整业务模式(Gittell等,2006)、解放资源(Hamel和Valikangas,2003)、探索新的战略选择(Srinivasan和Swink,2018)等。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组织的资源与能力禀赋(Pal等,2014),Vogus和Sutcliff(2007)指出,组织层面的韧性建立在组织过程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宽裕的资源是影响组织韧性的重要变量,能增强组织的问题解决能力(Linnenluecke和Griffiths2012)。本文将风险事件发生时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与流程称为韧性基础。

(四)理论研究启示与研究框架

韧性领域的研究高度依赖于场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事故频发,当时韧性研究的关注重点是高可靠性组织的成功实践。“911事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研究重点转向在恐怖袭击等巨大不确定条件下供应链的应对机制。由于这些逆境事件的性质和产生影响的范围,研究者通常聚焦于组织特定系统(如供应链)在打击下的韧性表现,缺少各系统协同反应对组织整体韧性贡献的分析。此外,在韧性反应过程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关注遏制危机(Linnenluecke,2017),但正如Weick和Sutcliffe(2007)所指出的,预测危机在组织韧性中的重要性至少与遏制危机相当,需要就组织如何预测危机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Andersson等,2019)。而韧性激活是另一个研究缺口,被视为韧性研究的新方向之一(Linnenluecke,2017)。当今时代,反全球化成为最大的环境风险事件,讨论由此产生的全球政治风险对供应链和市场都高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影响,及其如何识别风险、激活韧性,并在各个子系统上做出战略调整,将有助于我们对组织韧性形成新的见解。

综合现有理论的核心论述,本文梳理出基于组织韧性基础的“风险识别—韧性激活—战略调整—韧性表现”的分析脉络,以考察随着全球政治风险的演变,企业做出韧性反应的过程,揭示高组织韧性形成的内在机理。案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图 1 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反应过程的研究框架

其逻辑线条如下:风险事件会触发企业的韧性反应,企业基于对全球政治风险的识别,决定是否激活韧性,并做出战略调整。韧性激活受到韧性基础的影响,韧性基础扎实的企业更可能以积极方式来应对挑战。战略调整会使韧性基础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下一阶段的韧性激活选择。在最终危机降临时,企业的战略调整决定了组织韧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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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引用: 华为公司案例: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思谋网. https://www.scmor.com/view/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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