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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成功基础与未来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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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作者:scmnews 发布于:2016-01-22 17:16
文本区分了经济增长的三种形式,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处于全速的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供求开始失衡,出现产能过剩,抑制了生产潜能的增长。让经济增长处于不断增长的生产潜能水平,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鼓励创新创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前提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为人们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环境。文本首先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经济发展与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无关;最后利用经济增长理论预测,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中国经济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最终和发达国家趋同。【作者】 文建东, 宋斌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自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降速,到2014 年结束,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中央将这种形势概括为经济新常态,也开始借此契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力求改变过去凭借低劳动成本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转而寻求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呼之欲出,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无一个相对系统深入的讨论。本文首先尝试从中国经济过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理解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接着结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际,辨析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这类财经评论人士常用的“标签”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适用问题,然后讨论如何才能取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最后对未来建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作出展望。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

        要理解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对中国过去持续了30 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这种特定发展模式的历史必然。假设一国总生产函数为Y=Ak^aL^(1-a),那么按照人均值表示,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时,一定有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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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符号含义为:s———国民储蓄率,A———技术,k———人均资本,I———人均总投资,NX———人均净出口。其实我们可以把I+NX 看成是国民投资,这个公式表明,一国经济当年全部储蓄转化成对内投资和对外净出口(即对外投资);相应地,各年资本的积累情况由如下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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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δ 表示折旧率,+1 表示下一个时期。这个公式表明,如果NX>0,那么可以用来增加下个时期的资本积累,例如用今天的出口创汇来购买明年的资本设备;如果NX<0,那么根据公式(1)可以看到,用出口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能维持既定的投资I,但是根据公式(2),它要在未来还债而削减资本。

        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概念,其源泉是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增加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是生产潜能不断增加并不断实现的过程,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向外扩张并且保持生产处于该边界上的过程,这表现为Aka 的持续提升。

        虽然经济增长在经济学里被处理成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总需求仍然从短期的角度对其产生影响。第一,在最好的情况下,总需求会促成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潜在产能增长并实现这一产能,这表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以最快的速度向外推移,并且生产实际处于该边界上,也就是由公式(2)可以看到资本的增加,然后在公式(1)转化为Ak^a 的增加。第二,在中等情况下,实际产出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但是该边界向外推移的速度并没有达到最大,这表现为k 的积累不够快,从而Ak^a 增加受限。第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不仅生产可能性边界没有全速向外推移,而且实际产出位于边界以内,这意味着出现产能过剩,这在公式(1)中表现为不等式:sAk^a>I+NX。这表明,存在着三种经济增长:A.全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按照最大生产潜能的扩张进行,表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衣;B.供求均衡的经济增长———供给与需求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相等,但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并没有按最大速度展开;C.供求失衡的经济增长———存在产能过剩,从而经济增长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当我们一直探讨如何通过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时,实际上是面临供求失衡的问题。

        按照上述经济增长概念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全速经济增长向供求失衡的经济增长过渡阶段。这个过渡的准确时间尚需进一步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但是根据已有的数据可以判断出,从2008 年次贷危机前后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在逐步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则是从2012 年开始的,而2009-2011 年之间的高速增长是借由当时的“四万亿”刺激计划维持的。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去经济增长时代结束、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开启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因为出现一些新的特征,被称为新常态。

        在新常态之前,中国经济走出过去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重拾增长,取得极大的成功,成功的背后因为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逐步解除了对经济活动的各种束缚,因此生产力持续高速提升。因为百废待兴、百业待兴,用凯恩斯分析投资的理论术语来说,在那个发展阶段,资本边际效率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因此不愁没有投资机会。但是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人们需要将有限的产出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匮乏的是资本来源。当时解决资本不足的主要方法是合二为一的两个途径:

        其一,引进外资以解决本国资本的不足,先是引进日资、港资和台资①,然后是欧美资本,也包括利用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资本。这意味着公式(2)每一年的NX可以持续为负值,以在储蓄率s 既定的条件下维持高水平的国内投资I。换言之,国内的投资可以超越本国储蓄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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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中国实际利用港、日、台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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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中国外汇储备(亿美元)

       其二,出口创汇,再进口资本品,这意味着NX=0。从数据可以看到,当时出口创汇获得的外汇收入主要用于进口资本品,而不是消费品。这表明在公式(1)中,可以维持较高的储蓄率s,以支持较高的投资I,此时的储蓄用来够买外国的资本品。因此,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初期,外汇结余并不多②。而且,那个时候刺激出口的目的不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恰恰是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在第一阶段呈现出来的特点是:生产可能性曲线所代表的潜在生产能力持续向外扩张,而且这个扩张有足够的需求支持,是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乃至总需求过于旺盛的背景下向外扩张的。在这段时期,居民随着经济增长逐步走出贫穷状态,对消费品的需求极其旺盛,消费需求可以用抢购来形容。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也带动了资本积累的需求,从而刺激了投资。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处于不断外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这种扩张之所以快,原因就在于制度改革顺应和包容了生产力的扩张。

        但是,在进入21 世纪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在发生本质的变化;尤其是在2008 年次贷危机之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加清晰,趋势更加明确和强劲。经济新常态比较好地归纳了这种变化。

        第一,在需求方面,三驾马车的动力渐显疲弱,国际经济不景气导致中国出口增长受阻,而国内消费又始终不能发动,因此最终得靠政府推动基层设施投资来刺激需求。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的对外出口创汇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同于前一阶段。在前一阶段,这种出口就是为了储蓄以支持投资,这段时间没有产能过剩,储蓄是有意为之。之所以储蓄以出口作为去向,目的是为了获得国外的资本品。而在目前阶段,之所以鼓励出口,则是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国内储蓄过于充足而不得不鼓励对外出口。而出口创汇的去向方面则是金融投资(购买美国国债)、海外实业投资(通过国企海外扩张进行)、带有战略和政治考量的对外援助,同时也有消费品的进口和居民出国购买。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阶段,中国出口受阻,政府不得不出台“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延续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但是也带来影响至今的负面效果。而这种情形在20世纪最后20 多年伴随经济改革与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并不常见,期间只有1998 年前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出现出口不足的插曲。

        第二,在供给方面,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过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利用超过合理限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保护的需求也随之提高,知道生态环境是奢侈品。一方面的表现就是从近些年开始的雾霾越来越严重③,同时还有碳排放问题和河流污染问题也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的表现是人们对化工项目、垃圾处理项目的反对越来越激烈。考虑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国家调低了总供给的目标增长速度,这个速度在6.5-7%之间,比以前的9-10%的速度低了很多;国家也确定了经济结构升级的目标。这就带来投资增长的减缓,从而在短期导致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的闲置。

        第三,还是在供给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不仅年轻劳动力在数量上增长停滞,而且劳动意愿发生了根本改变,新生代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没有提升的情况下对闲暇的偏好却增加了,这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人们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使得中国从海外进口的商品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出国购物。这表明,国内生产与其说是产能过剩,不如说是产能错误。

        总之,自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供需失衡的状态。虽然生产可能性边界仍然在外移,但是外移速度在降低,同时实际生产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由生产可能性边界表现的潜在产能增长出现减速,其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是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刺激产能增加,二是原来的增长速度过快,不可持续,因此政府有意加以调控。

        二、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前面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两个阶段进行了归纳,这两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是由这些理论指导的。财经评论者非常喜欢为一些政策贴上某种理论标签,例如他们为当前处于热议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贴上供给学派的标签,而对此前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举措贴上凯恩斯主义标签。但是,这种分析过于简化,也有失偏颇。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一直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政府最为关心的就是开动三驾马车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就其性质而言,这不是带动长期的经济增长,而是解决短期的产能过剩问题。当然,解决了短期的产能过剩,也为资本的进一步积累留下空间,促成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正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被发达国家质疑。同时,这也导致财经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更多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但是,这个观点经不起深究。

        第一,总体上,中国经济是转型经济,中国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而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是一个带静态性质的理论,它处理的是成熟经济体的需求不足问题,并不能解释或指导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总体上一开始是如何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随后是如何推动供给增加的问题。只是到最近的十多年,如何在供给持续增加时增加需求才成为经济政策关心的重点之一,才有我们看到的政府如何开动三驾马车带领经济前行的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中的总需求是否充足,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略微复杂。一方面,居民的需求意愿是旺盛的,但是限于制度性的约束,这些需求意愿迟迟不能释放。凯恩斯的理论基础之一是需求不足理论,他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个规律解释了需求不足,恰恰这三个规律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常规形态。例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居民偏爱进口商品;如果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说明产能在总体上的过剩,但是中国的产能与其说是总体上的过剩,不如说是结构上的过剩。再例如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表面上看在中国存在,但是其原因与发达经济国家大不相同。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至成熟,社会需要且有利可图的盈利项目都已经建成,剩下的就是低回报的项目。而在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成熟经济体迈进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社会需要的项目,但这些项目的制度成本都非常高。此外,劳动力成本与环境成本上升,这些成本的不断攀升大大影响了各种投资项目的盈利性。再例如流动性偏好与货币政策,其在发展中经济里远远没有在发达经济中那么重要。

        第三,中国过去的经济政策重心本来就一直在供给方面。凯恩斯的主张是由政府刺激虚弱的需求,而中国政府是在推动供给增加。在GDP 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这都是供给刺激;就算对需求有刺激,也是从属于供给刺激的。因此,仅仅是就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点来说,看起来它类似凯恩斯学派的主张,但是,采取凯恩斯学派政策的后果是带来通货膨胀乃至滞涨,而这恰恰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

        究其实质,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并不相同,也不应相同。一是供给学派以萨伊定律———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为理论基础,主张刺激供给,尤其是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而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导向必须是改革供给和刺激需求齐头并进,而其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是简单地刺激供给,而是改善供给,以提供满足需求的供给。换言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这与供给学派强调刺激供给总量并不相同。

        二是供给学派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滞涨,而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存在这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20 世纪70 年代的石油危机背景下遭遇了物价上涨与经济停滞并发的复杂经济困境,这个困境既肇因于此前长期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也是凯恩斯主义理论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反观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经济困难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而不是生产不足,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三是更大的区别是,在性质上,供给学派针对的是发达的成熟经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特有的转型经济。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可以经由市场机制来协调,而且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已经稳定,不需要大的变化;即使有大的结构调整,也是通过企业自身的判断来完成的。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持续的转型之中,供给与需求结构需要不断进行重大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仅仅借助于市场机制是难以有效完成的。因此,供给学派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减税来刺激企业多投资、多生产和多雇佣工人,通过放松管制来为企业松绑,降低其生产成本,激发其企业家精神。但是,这种政策会无差别地作用于所有企业,而中国更需要的是结构性的政策,促成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不只需要借助于市场激励来影响产业结构,更需要利用战略性的产业政策来打造新的产业体系。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制度基础

        综上可知,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的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一个转折阶段,在这个转折阶段,需求疲乏、产能过剩成为常态。但是,需要特别重视的是,这只是表象,其根源则既是微观结构性的,也是制度性的。就微观结构而言,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商品品质的需求也在增加这种需求既包括对商品自身品质的关注,也包括对商品生产过程的关注———对其带来环境污染这些负外部性的日渐厌恶。一方面,供给未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因此造成产能过剩,事实上这个产能过剩是产能错误。另一方面,当政府开始关注经济快速但低质量的增长带来的负外部性和不可持续性时,政府即会限制投资的盲目增加,而这导致供给进一步过剩———投资减少导致现有产能无法消化;同时政府也会提高生产的环保成本,这就进一步导致供给上的困难。这表明,在新常态背景下,需要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对资源错配的产能进行改革,强调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在需求上要力求培养稳定成熟与现在收入相称的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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