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利丰:低成本采购与“血汗工厂”的协调者

很多欧美消费者从没听说过香港利丰集团,却在生活中对其依赖至深。这家没有厂房、没有工人的香港公司,调动起全世界的“血汗工厂”,生产着他们最熟悉的廉价快时尚品牌。

去年11月24日孟加拉国服装厂大火后,人权组织呼吁抵制廉价商品、为血汗工厂的工人争取权益,却迟迟没有下文。

半年多过去了,利丰已在物色下一个目标,或许是南美洲,也可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当涉及切身利益,习惯了高呼人权口号的西方消费者也开始沉默。

“采购业的沃尔玛”

如果一家欧洲服装零售商想订几千件服装,最优分工可能是韩国的纱、中国台湾的面料、日资工厂在广东省生产的拉链,最后在泰国完成剪裁缝纫。

除了香港利丰,没有哪一家公司有足够强大的物流资源和信用保证,能将这一切保质保量地按时“无缝衔接”。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采购和物流公司,利丰在穷国的工厂和富国的卖家之间,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希尔斯、梅西百货、彭尼百货、科尔士等美国典型商场中,有近三分之一零售商委托利丰替他们寻找廉价工人,讨价还价,并负责物流事务。

通过不同区域的资源配置将成本最小化,是利丰集团的生财之道。这家没有服装厂、缝纫机或布料厂的香港公司,拥有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的1.5万家供应商,形成巨大的网络。

过去50万件泡泡裙订单从设计到上架需要6个月,现在却只需6周,而且价钱便宜得多。

“找到世界上符合客户需求的任何一个工厂”的能力和低廉的劳动成本,让这家最早于1906年在广州成立、专注于出口瓷器和瓷器的老牌家族企业,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

“去年我们赚了200亿美元,一些大制造商在我们的平台上挣了4亿美元。”利丰的CEO乐裕民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工厂,将有200万名工人为我们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管理。所以我们安排了供应链,我们称之为"虚拟整合"。”

这一行业的进入门槛并不高,达到一定规模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很容易实现垄断。因此,利丰很难找到什么竞争对手。

“如果全球化是一场工资最低才是赢家的"向下竞争",”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国际事务总监凯西·法因戈尔德告诉美国《纽约时报》,“利丰就是那个引导企业,以最快捷径沿着斜坡下滑的带路人。”

“它被认为是采购行业的沃尔玛。”《采购期刊》的出版人爱德华·赫茨曼如是说。

“全球血汗工厂定位器”

缅甸、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是利丰重要的供应商所在国。在这些地方,它可以指引服装卖家找到那些愿意为了每天几美元,而缝制衣服的工人。

但也在这些地方,制衣工人工作环境恶劣,甚至时常面临安全隐患带来的危险。

去年9月,262名服装厂工人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死于电线短路造成的纺织厂大火;11月24日,大火烧透了孟加拉国达卡附近一座9层大楼,由于没有紧急出口,工人被困在堆满垃圾、地狱般的楼梯间里,112人丧生;2010年,孟加拉国为科尔士生产服装的一家工厂发生火灾,29名工人死亡。

即使在灾难中幸存,工人平时的工作条件同样堪称绝望。许多时候,发展中国家服装厂的工人每月最多赚100美元,老板还经常会以工作不投入等借口,毫无理由地扣工资。

这样的事件比人们所知的更普遍。虽然沃尔玛等大零售商和耐克等服装制造商,已煞费苦心地确保工厂的直接供应商至少满足最低安全标准,但利丰这样的“隔离层”又往往分包业务到下一级制造厂,很多大公司甚至无法得知,最终是谁在为自己生产商品。

因此,这家被外媒称为“全球血汗工厂定位器”的采购公司,多次被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指控,称其与多国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及伤亡事故有牵连,还被指未能妥善调查有关工厂条件的投诉,并在土耳其拖欠工人工资。

劳工权益倡导组织“仓库工人联合”的负责人瓜达卢佩·帕尔马称,利丰对工厂施压的能力,可能会带来不幸后果。“你从工厂压榨而来的每一分钱,都向工厂做事不到位,最终酿成致命灾难走近了一步。”

“我们尽全力把不好的工厂清除出去,但并非总能成功”

当集装箱船抵达美国,却发现里面给迪士尼的50万件翠迪鸟衬衣,因为用的黄色不对而看起来像廉价仿制品时,接到抱怨电话的,是利丰这样的公司。当盖普的卡其裤因为街头抗议延期,工厂无力承担空运费用时,为空运“埋单”的也是它。

对于可能存在危险的工作场所,利丰通常依赖与业内顶级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进行严谨的现场审计等方式避开,出现问题时,它也会展开调查。

2011年6月,为H&M制作裙子和针织衫的柬埔寨金边市国王时尚服装公司发现,3天内有280多名工人出现呕吐和晕倒现象。利丰在调查后表示,最可能的起因是工厂里“难闻的气味”和工人营养不良,还建议工厂升级通风系统,改进下水道。

警察和医疗官员说,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过度劳累。联合国劳工机构却认为,问题或许出在处理布料的化学品。没有确定的结果,利丰还继续与这家工厂保持业务往来。

曾任乐施会劳工权利倡导协调人的蒂姆·康纳对利丰所谓的监督表示质疑,但正本清源的确很难实现。毕竟那些只有桌子和缝纫机的工厂,总是在一夜间出现或消失,而在为消费者省钱和保证工人生存状况之间取得平衡,无疑是个艰难的课题。

“我们无时不刻地从各个工厂和国家之间套利,但前提是安全的工厂。”乐裕民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尽全力把不好的工厂清除出去,但并非总能够成功。”

今年4月,十几家零售商在日内瓦开会,探讨各自应为补偿孟加拉国遇难工人家属的基金贡献多少钱。尽管有证据表明,该工厂部分衣服的目的地是沃尔玛、西尔斯和迪士尼,但这3家公司都拒绝付款。

曾安排该制衣厂承接部分业务的利丰,同意支付给每名受伤工人和每名遇害工人的家庭各1200美元。

与此同时,乐裕民表示,公司正考虑把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作为可能实现增长的地区,但不会因近期发生的灾难而“把孟加拉国在名单上一笔勾销”,因为这里仍有着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

要让工厂更安全,服装价格必须走高,他说,但直到目前,“消费者还不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

为了更便宜的商品,欧美消费者默认血汗工厂存在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做过一项调查,只有30%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更贵的袜子,为工人相对体面的工资和足够的安全标准“埋单”,其余的70%即使明知来自使用免费童工的血汗工厂,也宁愿购买便宜货。

“重要的是消费者怎么做,而不是他们怎么说。”哈佛商学院营销学教授罗希特·德什潘德告诉《国际商业时报》,“我们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嘴上说反对血汗工厂,但他们有兴趣购买那里生产的东西。”

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往往被视为人性中不那么可爱的小怪癖,但它在血汗工厂发生的种种事故中,扮演了非常令人不安的角色。

欧美消费者每天的购买选择,相当于默认了工人面临的境况。这种情绪的成因很复杂,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眼不见,心不烦。

过去几十年,纺织制造业迅速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世界上最贫穷的制造业工人与最富有的消费者,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距离—从现实到心理。

对欧美的消费者而言,地球另一边的工人既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同胞,也不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在道义上很容易放松要求。

许多欧美消费者为购买行为找借口,说这是在帮助东南亚不幸的人们。“他们说,血汗工厂是错误的,但这些可怜的人生活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在这些工厂工作,他们就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了。”德什潘德说。

价格同样在消费者对血汗工厂的冷漠态度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价格合适,“如果产品真的很适合你,如果你想看起来更棒……消费者基本都会说,"我知道这不对,但我无法拒绝"。

越来越多人权活动家试图刺激政府和企业,消除全球血汗工厂,消费者却做了鸵鸟。美国雅虎新闻网说,没有人相信,沃尔玛、塔吉特或希尔斯的消费者会损害切身利益,试图拯救数千英里之外身处困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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